在那片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，霓虹灯第一次为夜场KTV亮起时，照亮的不仅是招牌，更是无数追梦者脚下的路，这里的每一声笑语，都是缺氧环境下对生命的礼赞；每一次起舞，都是向命运宣战的勇气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温室的花朵，而是能扎根雪域的格桑——在寒风中挺立，在夜色里绽放，如果你带着不甘平庸的心，怀揣着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的梦想，这里就是你兑现价值的舞台，高原的风会吹走软弱，霓虹的光会照亮前路，让我们一起，在离天最近的地方，唱出属于自己的生存之歌，活成最耀眼的光芒。

当高原的夜遇见KTV的灯

那曲,这座矗立在唐古拉山麓的高原城市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，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，白天，这里的风带着凛冽的寒意，卷起经幡在蓝得发白的天空下飘荡；夜晚，当最后一抹夕阳隐入远山，城区的霓虹便次第亮起，其中最耀眼的，莫过于沿街而立的KTV招牌——藏红色的汉小康、闪动的边框，在缺氧的高原上点燃了一片人造的繁华。

这片繁华背后,是无数为生活奔波的身影，那曲的夜场KTV，是城市夜生活的容器，也是外来务工者、本地青年的谋生之所。“招聘”二小康，常年贴在KTV的玻璃门上，像一盏不灭的灯，吸引着不同的人前来叩问：这里是否有他们的生计？是否有他们向往的生活？

本文将走进那曲夜场KTV的招聘现场,倾听求职者的故事，观察招聘者的目光，剖析这份职业背后的机遇与挑战，在高原的缺氧与霓虹的喧嚣中，我们试图理解：当一个人的生计与一座城市的夜色交织，会碰撞出怎样的生存之歌？

招聘现场：霓虹灯下的“双向选择”

清晨10点,那曲城区的寒风尚未停歇，位于浙江西路的“天音KTV”却已开门迎客，玻璃门上，“招聘男女服务员、收银员、公主/少爷，包吃包住，月薪4000-8000”的红色告示格外醒目，店长卓玛正站在前台整理招聘资料，她的身后，KTV的包厢尚未开始营业，走廊里空荡得能听见回声。

“高原上的KTV，生意和季节、天气关系很大。”卓玛是那曲本地人，皮肤黝黑，说话带着藏语腔调的普通话，“旅游旺季时，每晚爆满，服务员忙得脚不沾地；淡季时，一天可能没几个游客，我们只能裁员。”她的招聘启事贴了三个月，只招到了两个服务员，而“公主/少爷”的岗位，始终空缺。

上午11点,第一个求职者出现了，他叫扎西，22岁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手里捏着一张身份证，站在KTV门口犹豫了很久，才推门而进。“我想应聘服务员。”扎西的声音很小，眼睛不敢看卓玛，扎西是那曲县牧民家的孩子，初中毕业后跟着叔叔在拉萨打工，今年年初回到家乡，却发现“除了放牧，没什么能干的”，听人说KTV工资高，他鼓足勇气来了。

卓玛打量着扎西：个子不高，肩膀单薄，手指上还留着放牧时留下的老茧。“服务员要端酒水、收拾包厢，晚上要熬夜，你能行吗？”扎西用力点头：“我能吃苦，只要管吃住，多少钱都行。”卓玛叹了口气：“行吧，今晚来试工，试用期一个月，月薪3000，包吃住。”扎西的脸上瞬间露出欣喜的表情，连连道谢，转身离开时，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

下午1点,KTV的门口又来了三个年轻女孩，她们是邻县的初中同学，结伴来应聘“公主”（KTV陪酒员），为首的叫卓嘎，19岁，扎着马尾辫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“听说这里‘公主’月薪能拿5000，是真的吗？”卓嘎问卓玛，语气里带着期待和紧张，卓玛的表情严肃起来：“‘公主’不是简单陪酒，要会唱歌、会聊天，让游客开心，但有些游客……不规矩，你们能承受吗？”

旁边的女孩拉姆低下头,小声说：“我们家里穷，弟弟要上学，妈妈身体不好，只能出来赚钱。”卓玛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工资是高，但风险也大，你们要是真想来，先试试吧。”她让卓嘎她们填了应聘表，约定晚上7点来面试。

傍晚6点,天色渐渐暗下来，KTV的霓虹灯开始闪烁，扎西换上了不合身的黑色西装，站在走廊里等待试工；卓嘎和拉姆则在洗手间里互相整理着妆容，用口红涂了又涂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，她们不知道，等待她们的，将是怎样一个夜晚。

求职者群像：被生活推着向高原人

在那曲夜场KTV的招聘现场,像扎西、卓嘎这样的求职者并不少见，他们来自那曲下辖的县乡，有的牧民，有的农民，有的则是城市里的失业青年，他们的故事，折射出高原地区年轻人的生存困境与挣扎。

牧民的孩子：从草原到KTV的“跨界”

扎西的家在那曲县的一个牧民定居点,家里有200只羊，父母靠卖羊毛维持生计，但近年来羊毛价格下跌，加上弟弟要上大学，家里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。“我跟着叔叔在拉萨打过工，在工地搬砖，一天200块，但高原反应太厉害，干了一个月就回家了。”扎西说，“KTV的工作虽然累，但不用干体力活，工资也高。”

在扎西的认知里,“KTV”是一个模糊又神秘的概念，他从没进过KTV，只听村里的年轻人说，里面“灯红酒绿，唱歌跳舞”，他对这份工作的期待很简单：“能攒钱给弟弟交学费，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”试工的第一晚，扎西紧张得手心冒汗，他端着托盘走进包厢，看到一群游客正在大声唱歌，桌上摆满了啤酒和零食，吓得腿都软了，游客点了一盘瓜子，他手一抖，瓜子撒了一地，游客的脸瞬间沉了下来。

“你是不是没干过这种活？滚出去！”游客的吼声像一记耳光，打得扎西满脸通红，他低着头道歉，弯腰去捡瓜子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，那天晚上，扎西回到宿舍，抱着被子哭了一夜，他给父亲打电话，说“KTV的工作太累，我不想干了”，但电话那头的父亲却说：“你再忍忍，家里需要你钱。”

扎西最终还是留了下来,他每天跟着老服务员学怎么端酒水、怎么收拾包厢，怎么客客气气地对游客说“欢迎光临”“谢谢光临”，慢慢地，他适应了KTV的环境，甚至学会了在游客唱歌时鼓掌，在游客喝完酒后及时添酒，三个月后，他转正了，月薪涨到了3500元，他给家里寄了2000元，剩下的钱存了起来，准备年底给弟弟买台电脑。

失业的青年：在霓虹中寻找“出路”

比扎西大两岁的格桑,曾是那曲一家物流公司的司机，2025年，因为疫情影响，物流公司倒闭，他失业了。“我开车开了五年，突然没班上，心里空荡荡的。”格桑说，“那时候我每天在家喝酒，跟父母吵架，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”

在朋友的介绍下,格桑来到“天音KTV”应聘“少爷”（KTV男陪酒员），一开始，他很抗拒：“陪酒？那不是下等人才干的活吗？”但看着父母日渐苍老的脸，他咬了咬牙：“算了，只要能赚钱，干啥都行。”

格桑的优势是长得帅,又会说话，他进入KTV后，很快吸引了一批女游客，有游客喝醉了，他会递上热茶；有游客心情不好，他会讲笑话逗她们开心，一个月后，他的工资达到了6000元。“比当司机赚得多多了。”格桑说，但他的眼神里却藏着失落，“每天陪游客喝酒，喝到胃疼；还要看游客脸色，有时候被骂了，只能忍着。”

格桑最怕的是父母的电话,每次打电话，他都说“在物流公司上班，挺好的”，却不敢说自己的工作是“陪酒”，有一次，他喝醉了，不小心对母亲说了实话，母亲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：“儿子，咱家再穷，也不能干这种丢人的事！”格桑也哭了：“妈，我没别的路可走，弟弟要上学，您身体不好，我不赚钱行吗？”

挣扎的女孩：在“高薪”与“尊严”之间

卓嘎和拉姆的面试,在KTV的一个小包厢里进行，卓玛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瓶啤酒。“你们会唱歌吗？会喝酒吗？”卓玛问，卓嘎点点头：“我会唱藏语歌，也会喝一点。”拉姆却摇头：“我不会喝酒，也不太会唱歌。”卓玛摇了摇头：“‘公主’不会唱歌、不会喝酒，怎么让游客开心？”

拉鼓起勇气说：“我们可以学。”卓玛叹了口气：“学是能学，但你们要知道，这份工作要受很多委屈，有些游客会动手动脚，你们得忍着；有些游客不给小费，你们还得赔笑脸。”拉姆的眼圈红了：“我们真的需要钱，只能忍了。”